泄漏美国中央情报局女特工维拉瑞·普拉姆（Valerie Plame）身份的告密者还没逮着，一位曾调查此事的记者却已被送入了大牢。米勒和《时代》杂志记者马修·库伯(Matthew Cooper)于7月6日在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遭传唤出庭作证时，米勒因为拒绝吐露她的消息来源――此人也很可能就是普拉姆身份的泄密者――而遭法官裁定藐视法庭，服刑4个月。库伯则在最后一刻表示，由于其新闻“线人”同意放弃关于身份保密的协定，他同意出庭作证。

　　“媒体从中学到最大的教训是，他们并不能保护他们的消息来源。”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新闻专业项目主任马克·费尔德斯坦（Mark Feldstein）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访问时，针对米勒的坐牢判决评论到，“受到影响的不只是新闻记者的权益，还有公共利益。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disturbing）。”

　　米勒应该坐牢？

　　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和公共事务系担任助理教授的费尔德斯坦认为，记者无法担保“线人”身份隐秘性的直接后果是，越来越少的人敢勇于揭发政府或社会的不法和不道德行为，一般大众“知情”的权利也会受到影响。但是也有不少人支持审理法官托马斯·候根（Thomas Hogan）的判决，认为记者并不该受到宪法的特别保护，使他们站在能常人、甚至法律之上。《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专栏作家史蒂夫·查普曼（Steve Chapman）就是其中之一。

　　“我不认为米勒有权给予她的消息来源完全的身份隐秘担保，她没有必要这么做，这样做也不明智。”查普曼在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News Hour) 节目上如此说到，“我觉得记者在此情形下是该提供消息来源保密协定，但是当它与法律冲突时，这个保证就该中止。”

　　费尔德斯坦表示，事件背后其实有两个相冲突的力量在起作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白赋予人民言论和出版自由。但同时，第六条修正案也确保被告有权获得公平的审判。” 费尔德斯坦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也就是说，虽然记者有权报道以满足大众“知”的权益，但检察官为了找出罪犯，也能以强制手段取得证人证词。这也是米勒在遭检察官传唤时仍然拒绝作证，因而锒铛入狱的法律基础。

　　“法院以‘国家安全’受损为主要论述基础来惩办此泄密案，确实让我颇有疑虑。”费尔德斯坦坦言到。他认为美国目前并非处在战争时期（除非要把全球反恐战争算进去），要给记者扣上“损害国家安全”这顶大帽子，有可议之处。就象水门案爆发时，尼克松总统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一般。费尔德斯坦明确将矛头指向侦办此案的特别检察官帕崔克·菲茨杰拉德（Patrick Fitzgerald），认为他已经 “失去控制”（out of control），而且“不幸的是，负责平衡侦察的法官也没有做出适当的阻止”。

　　“我认为米勒做的是正确的事，即使她的消息来源向她泄密的动机是有问题的（questionable）。”费尔德斯坦说。

　　米勒有口难言的“苦衷”？

　　米勒的入狱多少使得事件的报道转移了焦点。毕竟，检察官侦察的重点在于，找出向媒体吐露中情局女特工维拉瑞·普拉姆身份的人，因为揭发特工身份在美国属于联邦重罪。由于种种曝光的消息将此泄密者的身份指向白宫内部布什身边的高层人士，再加上普拉姆本人的身份也很微妙，使得事件的政治冲击远远超过其法律和国家安全上的涵义（详见《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10月15 日，“雾里难看花，谁出卖了威尔逊夫人？”）。

　　据《华盛顿邮报》于7月11日报道，《时代》周刊记者马修·库伯与其编辑的电子邮件往来内容显示，库伯曾与白宫高级政治顾问――也是将布什两度推上总统宝座的超级师爷卡尔·罗夫（Karl Rove）有过交谈，而罗夫在没有指名道姓的情况下谈及了普拉姆的雇主（即中情局）和她的丈夫约瑟夫·威尔逊（Joseph Wilson）。

　　“自由派民主党人士（Liberal Democrats）的确很想借此事件‘整’罗夫（see Rove ‘nailed’）。”费尔德斯坦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评论到，“但是整个媒体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倡导者的诉求是超越政治操作的，他们关注的是事件背后的道德含义”。将自己定位为“自由派民主党”人的费尔德斯坦，虽然也想看到罗夫被揪出，却表示对米勒宁可坐牢也不愿吐露消息来源真实身份的“苦衷”，可以理解。

　　“记者要是一再改变他/她的坚持，是很危险的。试想《时代》周刊交出记者邮件，如今库伯也同意公开作证，对《时代》周刊的伤害会有多大？以后握有关键信息的人还怎么敢对《时代》周刊的记者泄漏消息？”费尔德斯坦质问到。

　　费尔德斯坦在同情米勒之时，对事情始末是否能水落石出、司法最后是否能还她一个公道却不抱太大希望。

　　“不公正已经发生了（Injustice is already served.）”。费尔德斯坦仍不忘为米勒说话，“我实在很佩服米勒的胆识（guts），虽然我并不欣赏她之前在《纽约时报》上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

　　米勒：颇具争议性的普利策奖得主

　　虽然米勒的入狱受到许多如费尔德斯坦这类新闻专业同业的大力推崇――《名利场》专栏作家兼媒体评论员麦克·沃尔夫（Michael Wolff）就称她的行为“具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因为它或许是捍卫一个普世标准的必要条件” 。但也有评论家不是如此宽容。他们认为米勒在报道伊拉克战争时，对布什政府提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理由调查不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专业研究所担任讲师的杉迪·托兰（Sandy Tolan）便是其中之一。

　　“我赞扬她为保护消息来源而宁可入狱的决心，但这（她的入狱）感觉有些象她进入‘康复中心’复健一样，” 托兰曾对《洛杉矶时报》如此说道。

　　现年57岁的米勒是少数专职报道中东地区的女记者，她个人的争议性也不是从普拉姆泄密案才开始。已经在《纽约时报》工作近30年的米勒早已树立了“求胜心切”和“个性强硬”的名声。2002年她对全球反恐的报道还为她和其报道伙伴赢得了普利策奖。然而她在报道伊战时大量引用匿名消息来源，还曾一度报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被找到，最后却证实消息有误。她的线人名单中还包括阿玛德·查拉比（Ahmad Chalabi）――这位一度是五角大楼最为倚重的萨达姆反抗者，最后也被五角大楼指为不可信。

　　“这件事（米勒入狱）对米勒的职业生涯可说是一大转折。”《哥伦比亚新闻观察》(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编辑麦克·梅辛（Michael Massing）曾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正当她因在伊战的报道而受到（媒体批评家）极大的怀疑时，她现在却转身扮演‘新闻烈士’（journalistic martyr）的角色。” 梅辛的评论不难嗅出一些讽刺意味。

　　徐琳，《华盛顿观察》周刊